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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的另一项重要指标——工业化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伴随工业化的快速进步，中国不但严重依赖技术引进，而且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还在扩大，这与仅仅用了一代人时间就实现赶超和工业化的东亚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state）形成了鲜明对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对自由贸易的热衷超过了几乎所有国家，中国作为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对自由贸易竟然如此痴迷，与其说是一种对国际政治缺乏常识而生出的天真但不乏真诚的信念，不如说是因依附发展而被牢牢锁定在国际分工最底层、因而无法转向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也无力自主实现产业升级和赶超之后，被迫继续依靠出口维持增长的一种别无选择的无奈。1993年，中国政府确定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并决定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

跨国公司正在利用其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和规模优势，扩大垄断地位。笔者对于此类有关中国崛起过于简单化的断言提出质疑。经过九轮艰苦的谈判，双方于1992年10月10日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中国当时对中国列宁主义党国体制的弊端认识尚浅，也没有推动政治改革的资望和实力。工资水平的确立是劳资双方谈判的结果，为发展之目的，国家须要为劳动者的权利提供制度保障。

当年5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近年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垄断状况非常突出。为打破外交困局，中国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并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市场开放的经济自由化措施。2010年，中国的出口比重跃升至全球第一。

此时，这些失败的决策就会转化为资金呆坏账、人力资本呆坏账、技术呆坏账，使社会背负沉重的成本。随后一直稳居世界前两位。三是中国产品市场的结构和性质发生改变。1984—2015年间，债务占GDP的比重由6.14%增加至42.9%。

另一方面又启动大量政府投资项目，为企业和人才提供各项财政补贴，导致地区的财政支出增大。其突出体现在： 第一，中国经济增速逐步下滑。

也包括对特定企业的支持政策，例如政府对国有企业提供更多的财政补贴、提供市场垄断地位等。新时代的经济必须关注政策工具的相互抵制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主要表现为： 一是以促增长为首要目标的财税政策不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从收入一侧来看，税收收入是宏观经济调控、收入分配和污染治理的重要工具。

打好三大攻坚战需要关注发展阶段转变对中国经济产生的新影响，传统政策工具的风险因素和约束条件，以及多项目标和多种政策之间的协调关系，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造成各项政策之间的冲突和抵消。与此同时，区域发展战略一方面提供税收优惠、减免等政策，导致地区的财政收入减少。对外开放至今，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不断深化，世界和平与稳定牵动中国的发展。由图1可以看出，政府负有偿还义务的债务余额缺口最大的地区，都主要分布在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战略涵盖的地区。

二是现行的央地安排不利于污染治理。放弃区域发展战略，使企业投资更理性，更符合市场规律。

这些扭曲直接降低了整体经济运行效率，并引致收入分配不均、地区发展不平衡、政府债务高企等问题。从总体不平等程度看，中国从一个收入较均等的国家逐渐演变成一个收入分配高度不均的国家，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291上升到2008年的最高点0.491，随后一直居高不下且无逆转趋势。

经济增长放缓反映了增长动力缺乏，经济运行的效率还未达到最优。除了培养经济增长新动能以外，更应该关注经济效率的提升。此外，相对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存在规模经济特征较弱、资本密集使用度较低和技术进步速度较慢等特点。针对这些特定领域、要素类型，行政命令仍然起着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调整产业政策的实施策略，放弃盲目追赶和弯道超车。针对步入新的经济阶段面临的诸多挑战，中国政府当下的主要目标是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前，中国是世界的主要出口国。中国的各项重要技术革新，是增大全球行业竞争性，增大全球消费者福利的举措。

同时，应该积极推进各项技术创新在亚非拉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推广应用，在这些地区建立先发优势，培养网络型产品的在位者优势，增大技术回报率。基于这些政策导向，大量投资流向偏向性优惠更多的领域而非实际投资回报更高的领域。

纵观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比重普遍高于60%，而经济增长率则在2.5%左右。在日趋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中国正面对着更加凶险的竞争对手和更加多样的贸易武器。

研究发现，中国贫困县与生态功能区有90.05%的重叠，贫困县城所在地与生态功能区有79.93%的重叠。区域发展战略往往是财税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和人才政策等的综合，通过各项政策的优惠和支持，为特定地区提供人为的竞争优势。在这一阶段，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超过第二产业并保持较快发展，第二产业的增长率将会下降，从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速出现下滑。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其一，减少市场扭曲，提升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要规避这种风险，归根结底就在于放开政府对市场经济施加的不必要的人为约束。国内民众对于更洁净生活环境的需要，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承担延迟气候变化的大国责任的期盼，带来前所未有的节能减排压力。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每项政策的成本和收益，考虑政策资源的重新配置，突破现有政策形成的人为竞争优势和依赖这种优势的利益集团，实现政策工具的优化提升。第五，中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依赖性增强。

其三，生态红线制度以区域内的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限制了资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入，限制了地区的经济发展机会，牺牲了当地民众的利益。所有这些政策调整都将改善人们的决策行为，并使经济效益得到改善。

然而，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社会也逐渐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构成了新时代发展的巨大挑战。在污染治理职能被赋予地方政府的情形下，由于污染标准高低和治污强度直接影响企业的产量和利润，进而影响所在地政府分享的税收收入。二是国际关系持续恶化的趋势显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为了防止发生系统性的金融危机，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实施。

中国的税收结构以增值税和营业税为主，所得税占比较低，遗产税、赠与税和环境税缺失。其二，耕地红线制度人为限制了农业用地的流转和增值，不利于城乡差距的缩小。

从支出一侧分析，由于失业保险给付标准过低，难以起到衰退时期帮助失业者稳定消费、防止经济螺旋式下滑的自动稳定器作用笔者调研发现，目前扶持发展的主角，仍是地方政府，短期不会改变。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对所走的道路深具信心，不论是市场途径或行政手段，只要设计得当，都能高效支撑经济高速增长。形成组织专家团队、针对成效考核、确定扶持力度几项制度纲领结合并行，以当地企业扶持计划（承诺书）为核心的企业扶持体系。